FDD博弈：中移动出局，13亿手机用户受损

悖论三：揭开牌照的面纱，洞察牌照真相。尽管"牌照"一词在中国各类传媒中被广泛使用，但是，"牌照"一语属于外来词，除了汽车牌照之外，中国法律法规中很少使用"牌照"一词，而更多采用"许可"、"授权"或"特许"等术语。移动通信牌照(许可)，其实等于"基础电信经营许可+频谱许可"。基础电信经营许可，实际上就是一张"纸"，理论上讲，可以无限量地发放，不存在限定颁发数量的客观因素，而是谋求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机制选定"剩者"，但频谱(许可)则不然，属于稀缺资源，由于受到可用频谱总量的限制，能够提供给移动通信业使用的频谱是十分有限的。可见，频谱是移动通信牌照的核心、而非附庸，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球移动通信事业起步时就已经形成的国际共识。然而，在这一点上，就中国而言，无论是《电信条例》、《无线电管理条例》等法规，还是过去十几年间移动通信牌照颁发实践，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惯例"上。

稀缺的移动通信频谱，通常需要在众多频谱许可申请者中选择数量非常有限的申请人，以完成频谱指配。选择方法包括"先来先得"模式、抽签模式、选美模式(又称为评比模式或比较听证模式)及拍卖模式等。近十余年来，拍卖模式已经成为各国频谱指配的主导方法，而选美模式等其他方法，通常仅作为特殊情况下所采用的特殊方法。需要指出的是，中国1G、2G、3G及4G牌照的发放方法，不要说拍卖模式，就连市场化程度次高的选美模式也都没有使用过，而是"一直坚持"采用早就被国际电信界所摒弃的"申请-批准"模式，即运营商向频谱管理机构(电信监管机构)提出申请，由后者直接进行审批。不过，从法理上看，这一做法存在着"有法不依"之嫌，因为《电信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颁发《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用招标方式。"而无论是3G牌照的发放，还是TDD牌照与FDD牌照的颁发，都没有进行招标。

频谱被称为移动通信业的"氧气"，自进入移动互联时代，随着移动数据业务的爆炸性增长，运营商愈来愈感到"频谱不够用"，大多数运营商都遇到了频谱短缺的困难，频谱资源的稀缺性愈发凸显。频谱紧缺已经成为困扰移动数据业务持续发展的瓶颈性因素，这直接导致频谱在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中价格的飙升。2015年1月29日结束的美国AWS-3频谱拍卖，总共只有65 MHz频谱且其中15 MHz是只能用于上行而大大影响使用价值的频谱，却拍出了450亿美元的天价。

Vodafone与咨询机构K-Island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移动通信运营商所承担的频谱费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按可比指标(e/MHz/population/ARPU)计算，仅为印度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国际上价如黄金的移动通信频谱，在中国被以白银价授予了三大运营商享用。不过，由于频谱费只是移动运营商的一项成本，运营商的综合成本则取决于其公司治理、管理能力等因素，因电信央企内部贪腐、组织架构陈旧落后、管理与运营的低效、冗员与人浮于事等，而向电信消费者所转移的"广义成本"可能要比天价频谱竞买费用高得多，另外移动运营商在业务定价时也需要考虑市场竞争状况、跨界替代(如OTT对短信、话音的替代)、营销策略、网络经济的内在规律等事宜，而非纯粹基于成本，所以，价格低廉的频谱费，并不意味着中国移动通信业务的价格低廉。事实上，与市场竞争惨烈、采用频谱拍卖模式且竞拍额很高的印度相比，中国的移动资费可以称得上"天价"了。

悖论四：技术中立的笃信与坚守，在彷徨犹疑中迷失。据研究，至少自1996年开始，与IT技术相关的标准，在所有行业全部新标准中的比例就超过了50%。这主要是因为在信息经济时代，产品或业务要在全球范围实现互通性就必须以标准化作为保证。

从对运营商经营的影响程度看，标准有大小之分。大标准是对运营商经营有着实质性影响的标准。电信业的资本密集、沉淀成本与资产专属性、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快速技术变革与显著的代际更迭等特征，意味着重要标准的选择对运营商的经营和市场地位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而就移动通信业而言，代际标准是大标准中的"大标准"，代际标准的选择，甚至决定着运营商的生与死，1G、2G、3G及4G都是这样。在移动通信市场，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网络性能质量与覆盖、套餐设计与业务定价、手机等终端多样性与性价比、产品与业务的种类、客服质量、品牌影响力、资本资源等七个方面，其中前四项均与运营商选定的代际标准密切相关，后三项也都多多少少地受到代际标准的影响。因此，全球移动运营商无不对代际标准的选择慎之又慎。

工信部既要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又承担着电信监管职责，因此，技术中立的痛点是，电信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与广大手机用户的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从国际上看，即使是无须受政府产业政策影响的独立电信监管机构，若任由其为运营商选择和指定技术标准，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缺乏透明度的冗长决策程序、没有普适性的选择标准的"标准"、无须为标准选择错误所产生的市场后果承担经济责任、政治上的投机主义、法制边缘的游说等问题或情况，那么，从程序到实体都难以保证这种标准选定方式的正当性，确保结果符合公众利益。因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WTO谈判过程中，各国关于标准选择问题就已经达成了共识，即所谓技术中立原则。因此，技术中立原则，既是WTO所确定的国际法义务，更是确保手机用户幸福指数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