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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联想三十年风雨后终见彩虹
1990年以后,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边,国家大概知道,保护民族工业的结果真的是保护落后,没法用了。于是国家从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逐渐放松了进口批文,1994年完全撤销了批文,进口整机的关税也由原来的200%减到了百分之二十几,这样外国的机器就开始大量进口了。
长城1993年一年时间就被整个冲垮了,因为它完全不会营销。我们因为是给人做代理出身,在那种混乱的状况下挣扎,既要不犯大错误,还要自己学会所谓市场经济是什么。从哪里学的呢?根本不是从书上学,主要是在给人做代理的过程中摸索。所以当国家真的开放之后,我们还是知道一点企业应该怎么办。
国家在这个阶段是一直在整理经济秩序,其中起巨大作用的是朱镕基。像人民币跟外汇的对接、国有企业改革、三角债等很多计划经济历史上的问题,硬给掰过来了。尤其是住房改革,原来我们在计算机所分房子,得按工龄、年龄等指标考评,分到手的当然肯定都是很小的房子。到后来国家赶紧把房子卖给大家了,从今以后大家自己拿钱到市场上买,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一个大的房地产行业,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1990年代,加入WTO变成了我们国家追求的目标,因为你要在世界上跟人家对接,你必须得是市场经济。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坚韧不拔地改了过来。我们做企业的,你要问张瑞敏、王石、任正非,他们都经历过前面这一段。
企业最需要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竞争,而我们原来是在乱七八糟的碰撞中挤出一条路,最后进到大江里头跟人家比谁游得快。如果简单讲这三十年,你要说企业是如何发展的,首先应该要讲国家是如何改革的。
在美国,企业家刚当完财政部长,退下来就到公司当董事长去了,刚开完律师事务所,跟着就去竞选总统了。而在中国,做官员和做民营企业家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既然这样,我就必须认定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我想的很清楚就是做企业家。
一开始我们是科学院投资的公司,是国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在计划外,所以我们完全是民营企业的待遇,没有什么指标,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算国家投资的企业,当时这个公司是有一个级别的,所谓正处级。我是联想第一任常务副总经理,做了一年以后,总经理被所里叫回去了,他自己也愿意回到所里去,而我坚定不移要做企业。1992、1993年的时候,联想在中国科学院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回科学院其实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没有过任何的犹豫。主要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国家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让企业本身有一定施展的空间,环境逐渐在好转,以后就可以有更多发展,可以到外国去并购,还可以进到其它领域。但是一旦环境不好,我立刻就老实,我不会为了让企业赚更多的钱,冒更大的、不必要的政策风险,中关村很多企业因为这个就出事了,我坚决不做。
当然,中国科学院有非常好的机制,科学院的领导能够让我充分地发展,自主决策,我也认真地约束自己,比如说按时足额地给院里交钱,从来不做任何违约的事情,对内对上都一样,做事非常透明。我也确实得到了领导的信任,我在这儿工作,有这么一个条件,为什么不好好做呢?

